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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菲国际娱乐_冲在牟其中前面的女人


2020-01-11 13:25:26   【  】    【打印】    【关闭


亿菲国际娱乐_冲在牟其中前面的女人

亿菲国际娱乐,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、前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今天早上刑满释放,离开服刑16年的湖北洪山监狱。

早上6点15分,牟其中唯一的代理人、曾经的秘书、前妻妹夏宗伟前去武汉办理相关手续。中午过后,几位朋友请客为他接风,牟其中精神还好,胃口也不错,还喝了一小杯白酒,但出于健康考虑,夏宗伟只限他喝了一小杯。

失去自由近18年的牟其中如今已经76岁,据夏宗伟介绍,南德案刑事部分的再审已经立案,牟其中有必胜的信心,如果开庭,他可能不打算聘请律师,而是要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。案件胜诉后,牟其中要重启南德试验,他之前就经常对夏宗伟说,从监狱出来还可以再干二十年。

今年5月30日,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夏宗伟送达南德案民事终审判决书,判决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的信用证没有法律关系。这也是夏宗伟四处奔波,努力了近16年的结果,她说民事案的这个最终裁决推动了案件刑事部分的再审。

《人物》去年7月曾对夏宗伟进行采访,当时她正为案件民事部分的开庭辗转于北京、武汉两地。在那次采访中,她详细回忆了南德案发生后,这些年的落魄、消沉、激烈以及平静。

「现在的心情很复杂,平静中更有不得已的疲惫,还有对未来不确定的惶恐,但是,大家一起努力,相信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也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持续关注和支持。」夏宗伟对《人物》说。

本文首发于《人物》2015年9月号,原文标题《红颜》。

文|王晶晶

编辑|赵涵漠

摄影|刘云志

接近中午的时候,牟其中在湖北洪山监狱打出了一个电话。他今年75岁,是监狱里年纪最大、狱龄最长的犯人,这位曾经主宰号称资产20亿的南德集团的民营企业家,已经在监狱里等待了16年。与外界仅有的联系,是他在狱中订的十几份报纸,每天晚上的《新闻联播》,每月一次的探视以及10次「亲情电话」。他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直系亲人,「亲情电话」一栏,他申请的名字是夏宗伟,他曾经的秘书,前妻的妹妹。

7月下旬的这一天,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时,正在北京的夏宗伟盯着屏幕,眉头皱了一下。每个周三和周六,这个号码都会出现在她的手机上。电话接通后,牟其中通常会用重庆方言大声说:「水果收到了」,「药没了,你拿笔记一下(再次送药的)明细单子」,「上周检查身体指标挺好的」。除此之外,他问得最多就是,案子申诉有新消息了吗?

牟其中入狱前,夏宗伟是负责他行政事务的秘书,也负责照料他的生活。在1990年代,牟其中是商界的风云人物。他曾用1000多车皮的被单、袜子、罐头等轻工业品,换回4架苏联图-154飞机和维修器材,被经济学家张维迎称为「企业家教父」。他在境外成功发射过两颗电视直播卫星,买下满洲里10平方公里的土地准备开发,还邀请专家讨论炸开喜马拉雅山口、引印度洋暖湿气流解决西北干旱问题。

然而那些看上去大胆的商业设想也频频令牟其中引发争议。1993年国务院开始整顿金融市场秩序后,南德集团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,最终一笔1040万美金的债务纠纷让他身陷泥沼。

1999年1月7日,牟其中在乘坐黑色奥迪车上班的途中被捕,从同一辆车中被抓走的,还有夏宗伟。次年5月,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。这个判决结果在当时充满争议。

夏宗伟也在看守所里待了18个月,出狱后,成了牟其中唯一的代理人。过去16年里,牟其中的律师换了好几个,只有她始终坚持,一直帮他申诉,要求无罪释放。牟其中自己认为,南德不是外贸企业,没有申请信用证的权利,根本无法进行信用证诈骗,案件中更为活跃与关键的人至今逍遥法外,自己不过是替罪羊而已。

除去申诉,夏宗伟还要给牟其中寄药,农历新年时帮着给他的母亲上坟,帮他转寄给移居美国的儿子的书信。人们称她为牟其中的「红颜知己」、「背后的女人」,猜测着他们之间的关系,她从不解释。外界传言牟其中留下了巨额财产,实际上夏宗伟这些年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,16年里,搬了4次家,靠牟其中的老朋友和南德的一些老员工资助生活。

「亲情电话」只有5分钟,没时间聊彼此生活的细节,起初那几年,夏宗伟和牟其中都在电话两头拼命地讲话,谈案子、谈材料,她经常把要告诉牟其中的内容提前写在本上,怕说漏了,因为5分钟一到,电话自动断线,她没办法再打过去。

只有每个月20分钟的探视时间,她才能隔着双层玻璃看见他,为此她要坐上来回20多个小时的火车。每次探视,她都提前在北京买好水果和奶粉放在箱子里,会见后给他留下两三千元的生活费。她也说不清牟其中在监狱中的生活到底什么样,因为每次只能看见他从十几米外的铁门走进会见室。他瘦了,肚子下去了,过去标志性的领袖大背头消失了。

为了等到自己追求的真相,牟其中一直在狱中坚持锻炼,每天爬30分钟楼梯,肩周炎和腰椎病据说也痊愈了,还长出了肱二头肌。「人类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:希望与等待」,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信中引用大仲马的话。他打算出狱之后再干20年。

然而,监狱外的世界已经发生变化。牟其中入狱后,南德集团的产业被查封,员工四散而去,他的第二任妻子、夏宗伟的四姐早在案发前就已与他离婚,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移居美国,至今不曾回国。

夏宗伟很少告诉牟其中自己的窘境,怕影响他的心情,有时还会特别挑些外人发来的问候短信和网友的支持评论转给他看,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被遗忘。但今天中午的这个电话让她的语气有些激动。

「我怎么证明你没有出来?你说嘛!我,我用啥子证明噻?」她用重庆话大声说。话还没说完,电话就断了,5分钟到了。过了几分钟,手机又响了。「并不是我寄出去了人家就一定能看的呀。」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,「早知道我就不让你知道这个事情了。」

6月底,一条声称牟其中已经提前出狱的微博突然出现在网上。怕对牟其中不利,夏宗伟在非探视时间特地去了趟武汉,向监狱领导做了解释,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牟其中。起初,他有些紧张,但随后又很兴奋地在电话里对夏宗伟说,他在《湖北日报》上看到一条消息,中央综治委的人出现在武汉,他笃信是冲着南德的案子来的,他必须就此事表态——他订了十几份报纸,自己看不过来,就请同监室的人帮他摘出重要内容做简报。他让夏宗伟去公安局就此谣言进行实名举报,以撇清和谣言的关系。

「你看,现在中央很关注我的事……这不说的就是我的事儿嘛……过几月肯定就解决了……」他曾对一个朋友这样说——其实报纸上只是一条普通新闻,没提南德一个字。

「这样也好,有希望就能坚持,别去打破他的梦想。」朋友说。

牟其中总是安慰夏宗伟:「伟伟,快了,案子就快有结果了。」他的刑期将满,开始让监狱外的人筹划南德振兴办公室。但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后,夏宗伟已不再像当年那样满怀希望。因为无休止的申诉,她长达11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,如今孑然一身。有时,她也会反问自己,如果当时知道这条路那么难,还会不会坚持走下去?

「现在,就算是平反了,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当初想象的意义了,因为你已找不回来任何的东西。」她把头转向窗外,眼窝湿了。

为了给《人物》记者找当年的老照片,她翻出许久没有打开的相册。其中一张照片中,她穿着时髦的千鸟纹外套,俏皮地嘟着嘴,举起右手模仿着美国自由女神像——当时她跟随牟其中去美国考察,那是21年前,她25岁。

1994年,夏宗伟随牟其中前往美国考察,

那年,她25岁

夏宗伟 = 口述

早些年,外面的情况我都跟他沟通,朋友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,过年过节的问候短信,和我的博客里比较积极的评论,我都会下载下来,集中给他看。像他这种年龄和状态的人,潜意识里应该也是很怕被人遗忘的吧,也需要别人的认同。对于他来讲,外边的世界都是好的、具体的。

可是后来发现,经常给他刺激,他会不停地兴奋,等待着我将新的情况告诉他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,关注的人慢慢少下去了,一年年一天天也并不是总有事情发生。当我找不出新的东西去告诉他时,看着他的电话号码来,都会觉得很纠结,甚至有一丝丝的恐怖。

有时我真的很矛盾,不知道这10多年到底是帮了他,还是害了他。我经常在想,如果不管他,他可能早出来了。可如果我真的不管他,他就两个结果,第一个死了,第二个还是「死了」——他可能认罪,人是出来了,但是行尸走肉。对于他来讲,也许精神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残酷,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他的目标就是要平反,要无罪释放。2010年时,我和他在电话里大吵过一次。那时他还有七八年刑期,而我已经40岁了,身体也不好,不想再对案子抱什么希望了,谁知道七八年以后我还管不管得了他?到那时,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。只是觉得能早点出来,以后怎么做再说。可是他不同意,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70多岁了。

2010年1月7日,我拿着《判决书》,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到最高法上访。这么多年来,我们认为刑事判决结果不公正,一直向湖北高法进行申诉,但没有任何反馈。民事一审、二审判决了我们与信用证无关,贵阳交行不服,上诉、申诉,最高法立即裁定了重审,本已通知了2004年3月30日的再审开庭,到了近6年后的今天(指2004年至2010年),也没有开庭,你总得有个说法吧?最高法接待了我,并进行了登记。2月4号,湖北高法立案庭的一个法官就给我回了电话,说这么多年材料他们都收到了,也往上请示了很多次,上面不让搞,他们也没办法,牟其中现在年龄那么大了,让他写一点材料,保外就医,早一点出来。

说实在的,以前他没明确答复你,冥冥之中还觉得(无罪)有一些希望,可是他真的告诉你法律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时,真的,很无助。

法官说,程序上需要由监狱报上去假释,法院才能批。我就找到监狱,监狱说必须得写认罪书,程序上才能一步一步往下走。

在老牟再来电话时,我就劝他说,让他能不能面对现实调整一下,可是他依然不听。有时他说话也挺伤人:「我让你这么做你就得这么做,责任我自己承担。」你自己承担,你在里边你能承担什么?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。最开始都是要无罪,到后来,我觉得只要你能早一点出来,该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。况且我也问过律师,出来后一样可以再申诉,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那么拧。我那会儿想,我真不可能管你一辈子了。

2010年7月时,我给他写了封信。我很少给他写那么正规的信,因为中间要经过那么多道检查,还有什么可以表述的?可我在短短的电话里也描述不清,他还来不及听你说完可能就会发脾气,我也不想和他过多争执,我想那就在信里说吧:

老牟:

你好!虽然很不适应用这种方式和你沟通,但,有些情况,我现在不得不告知你了。在5分钟的亲情电话里,一时也说不清楚,唯恐你会更加担心。看在你两个孩子的分上,作为一个父亲,也仅仅是作为一个父亲,请你尽早作出理智的选择吧。已习惯了用电脑工作,所以也就直接用电脑写下这封信了。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如手写的字迹亲切,可是,现在就连××、老×这些70多岁的老朋友,我们互相交流,也都是用电脑的了,所以,与时俱进,你也只得去慢慢习惯了。10多年间的变化,太多、太大了。枫儿(牟其中的大儿子)近日来电说,他的双膝因疼痛不能再坚持工作了,现在不得不在家休息了……樱樱(牟的小儿子)前年因车祸差点没了命,小腿差点被撞断了,胸骨也骨折了……想想你的这两个儿子,你不觉得你还有很多责任和义务没有尽吗?在监狱荒废这10多年,就为了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的那一张纸,值吗?这段时间,我很苦闷,苦闷于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,也没有了方向。索性,我也就什么都不去想了。想一想,与其我去求这个、求那个的,都不如求你自己端正想法……放下,其实也是一种解脱。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能力可以发挥的话,你就想尽办法,尽早跨出那个大门,出来,先拯救拯救你的两个儿子吧。有谁会相信,连自己儿子都拯救不了的人,还能有能力去拯救世界?!……其他的,我也不想再多说了。请为了你自己、为了你的两个儿子,慎重抉择,多多保重吧!!!天气炎热,注意防暑。

我当时心里确实很绝望,所以说得也很绝情。后来他可能几经思想斗争,同意写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根本也不叫认罪材料,除了题目是那几个字,他还是写自己没有问题,据说写了好几稿才通过。

但对他来讲这是内心里不能接受的一个东西,加上这几个月的心理斗争,觉得我一直在逼迫他,所以9月18号早上就发病了。

据他说,那天早上他起来准备刷牙,觉得头昏,半边身子不能动了。一看不对头,监狱医生做了初步检查后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抢救,做核磁检查,发现是脑出血,中风。监狱马上给我打了电话,让我尽快过去一趟,我到武汉下火车后才知道,他不是在监狱,是在武汉市区的医院里。

事后我才了解,这次发病的起因还并不仅仅是我给他的思想压力造成的。但内里的原因现在还不便细说。事实证明,虽然在70岁上发生了已危及生命的脑溢血,这对任何一个普通服刑人员来说都可以获得的保外就医权利,最终,老牟也未「享受」到。当初答应的只要写了「认罪材料」就可以获得假释的承诺,最后也没有兑现。

我记得住院两星期后,从医院回监狱的时候,接他的警车里放了一张床,他坐着轮椅被推到车前,然后被扶着上了警车的床上,被要求平躺下,也望不见窗外。他以前没去过武汉,听着外边车水马龙的,他就特想坐起来看看,眼神很渴望。他们赶紧说「躺下!躺下!」我看着他坐起来,又被躺下,那会儿觉得,真可怜。

唯一

我们是1999年1月7号被抓的,出事时我和牟先生在一个车里。被抓以后,我由女警察押着,那会儿就分开了。我当时还说老牟的药还在我这儿,可不可以把降压药给他——我每天都会把他三次高血压药提前准备好,到点儿给他,因为种类太多,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吃。后来他们让我写下来用哪些药、什么量,按照我写的再去买新的。上电梯时我们遇到了,他还跟我说:「不怕不怕。」公安局的人怕有暗语,赶紧制止:「不许说话!」

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1980年代。那时我住在我大姐家,在巫山上学,我四姐(牟其中第二任妻子夏宗琼,夏宗伟在家排行第八)和老牟一行人去巫山玩,我才第一次听说牟其中的名字。1989年,我高中毕业,南德正在筹备对苏贸易,四姐建议我去学俄语,替我交了学费,报了首师大俄语系。但我只读了一年半,她就建议我退学,说公司工作很忙,要我帮她照顾孩子。我自己交不起学费,只好答应了她。

来北京后我就住在四姐家。牟先生的小儿子和我在首师大俄语系是同学,但他好像对夏宗琼不太接受,所以也就排斥我,觉得我们占他们家便宜,很少跟我说话。那会儿就觉得寄人篱下,我吃完饭就回我的屋,也很少在客厅待着。他大儿子比我小一岁,有时我们会多说两句。这么些年都是他大儿子打电话给我问问情况。

因为四姐的关系,我被安排到公司上班,刚开始我天天哭鼻子,同样做一件事,别人做的,他就觉得很好,可对我,永远是不满意。人家下班就下班了,我真的就是24小时待命——你是从一家人过渡到工作状态,根本没办法回绝说我下班了,我不干了。牟先生经常出差,他一出门我基本都得跟着去安排。

刚进看守所的时候,我天天哭,拒绝换囚服。18个月后从看守所出来,觉得恍如隔世,过马路耳朵都嗡嗡作响,在餐馆里吃饭看见那些盘子都觉得明晃晃的晃眼。因为看守所里只有一盏低瓦数的白炽灯吊在顶上,我眼睛本来只是近视没有散光,出来后去检查,眼睛还多了散光。

判决宣布后,我从法院回到看守所收拾东西,看守所所长找我最后一次谈话,我哭得不行。之前我会相信法律的公正,我没做的事情法律总会给我一个说法,但事实上最后判决我也有罪,只是免予刑事处罚。也许对其他人来说,能走出看守所就足够了,但对于我来讲,这个判决结果就是一种耻辱。凭什么把我关在里面18个月?还判我有罪?

心里面顶着这份耻辱,根本没心思去想着另外找一份工作。当时唯一的信念就是一定要申诉,讨回清白之后,我才昂得起头去面对新的未来。所以,回到这件事最初的开始,我不只是为他去做,而是想要讨回本就属于自己的清白。而这样你就必然得为整个案件的申诉去努力。而且毕竟原来是一家人,他说的事我也都会尽力去完成。

刑事一审结束后,牟先生就要上诉。当时的很多律师也是为了名,而且可能都认为他有钱嘛,都想揩点油,有个律师就骗了他委托书,借口做代理费,把公司的车变了现,说是给他生活费,结果后来就变成自己的了。

刚出来时,我身无分文,原来在南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和一个亲戚给了我一点钱,但慢慢地,人家给的那点钱也消耗得差不多了。牟先生也曾给原来公司帮助过的一些人写过求助信,我拿着他的信去找这些人,刚开始真的还抱有很大希望,想想好歹以前还都是朋友嘛,最后到处碰壁。有的还说呢,你那会儿投资还有好多没到位呢,你还欠我的呢。我从学校出来就在南德工作,原来觉得大家你好我好,都是朋友,可原来世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。

刚开始还有公司的人经常表示关心,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了,时间长了,大家也都不怎么顾得过来,慢慢地估计也就只是变成心中的一个结了。但我得为自己去证明。

2000年时,牟先生写了一个授权书,把公司全权委托给我,我可以以他的名义进行申诉、接受采访、发表文章。现在回头想想,可能他那会儿也并不是完全信任我吧,而是他没有选择。

对于他来讲,那时可能就只有我是他的唯一,而他,得要不遗余力地抓住。

夏宗伟翻看南德时期的老照片

小蚂蚁

2001年恢复南德案的民事审理,我主动应诉。当时牟先生不太看好,他认为案子上面已经定了调,这些程序都是没用的,只有中央领导批了才能出去。但我觉得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意见了,我为什么不去?我跟他是反的,我想的是眼前的实际的,哪些我可以做,那我就去做。

我去随州法院印了一天材料,一大早去的,坐着长途大巴回到武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。回来以后看着案卷材料我越看越生气,为什么要判他有罪呢?

民事庭一审开了4天,又经湖北高法二审了4天,最后终审判决,裁定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之间无直接的信用证法律关系。说不上完全欣慰吧,至少是觉得,嗯,采纳了我们的一些意见,从那一刻起,我心里才有了一点点信心了。

但是贵阳交行不服这个判决,向最高法申请再审,获得批准。民事再审,传票通知的是在2004年3月30日开庭,可3月26日,湖北高法打电话给我,说是延期。这一延就到了今天,法律程序还一直没有完结。

这些年下来,那么多案卷材料,几大柜子文件,我整理着整理着,最终发现,我这些年努力的结果,最后也就浓缩成了这14张纸——你看,这是1997年8月18日湖北高法的第一张传票(当时「南德案」还只是民事纠纷)。这是2001年恢复民事审理的公告和传票。这是民事一审、民事二审的开庭传票。这是2002年最高法下达的民事再审裁定书,要求湖北省高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。然后这是2004年再审开庭传票。12天后是一张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。这是2015年3月份的开庭的传票,然后又是4月份的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。从1997年8月到今天的2015年8月,18年,14张纸——浓缩了我们的一辈子。

这么跟你说着的时候,似乎很简单,但其实,太沉重太沉重了。但我们的信心也就浓缩在了这14张纸上,18年已经熬过去了,虽然不知道这后面还会继续着多少张纸,但我们坚信,只要好好地活着,就一定能等得来结束这一切的那张纸。

牟其中从狱中寄出手写的材料,都由夏宗伟打字整理出来

这些年来我的感受就是这样,经常会感到绝望,可当法律程序中偶尔出现一个信号反馈,就会让我从绝望中又缓过劲儿来,信心满满地继续往下走去。这些年我一直在不定期地发材料、反映,这些材料没有退回来,说明他们应该看到了。有时候我一坐就是一天,他的字只有我认识。打字,排版,配附件材料,然后再去一份份地复印、装订、盖章、签名,再一个个地写信封,再一大袋一大袋地扛到邮局去投递。

可能是这些年都太累了,去年我突然肩、腕、手背疼,然后手开始肿,早上起来手指都弯不过来,严重的时候,我连筷子都拿不起来,吃一顿饭都得歇好几次。后来去医院做检查,医生说是肌腱炎。就是劳损,用得太狠了。

他在里面完全不知道,电话里还一会儿要我做这个,一会儿要我做那个。我说我手动不了了。他说怎么回事儿?我说就是动不了了,伤了呗。他说那就先休息一阵,让我拿到外面打字社雇人整理。可外面的人哪会认得他的字,只有等我手伤痊愈后再继续做吧。

这些年来,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努力,先让大家心里能认可吧:原来你不是骗子。然后看能不能做到法律程序上的一个界定。我觉得我就像一只小蚂蚁,只要还能爬,我就得往前爬,你蹍不死我,翻个身儿,我爬起来,还得往前爬!

有时他也会对我说感谢,说你很伟大。可越那么说,我反倒会觉得很苍白。这些年也有过三四次为申诉材料的事情跟他发生争执,挂过他的电话。但是挂完电话以后,又觉得,跟他生气丝毫不能解决问题,似乎也不太人道。每每发生争执以后,他再打电话来时也不会说「上次不该跟你吵」,也不会道歉,没有,仍然还是说案子。

有一次争吵后我说,你别给我打电话了。所以之后有一段时间,他就没有来电话。也就差不多半个月吧,后来还是打来了。

我觉得他可能感受得到我越来越不「听话」了,以前他说往东我就往东,现在他说往东我会再想一下是不是该往东。

我不想去刻意解释我和他之间的关系,有的东西你解释不清楚,有的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。别说别人不能理解,我自己都不能理解。

我刚进公司时二十几岁,觉得什么事情他都会,都懂,都能做,这些年虽然他在里边,不会具体指导你,但是以前看他处理那些问题,你会不自觉地去学用他的方式处理,潜移默化受他影响。

说不上是崇拜吧,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之间有一种共通的东西——都是比较理想化的、比较简单的人,都会用正面、积极的方式去应对,不善于耍阴谋诡计,耍小动作,不会世故。

匆匆而过

坐在这儿,一会儿就把这10多年讲完了,可是身在其中真的是太漫长了,你永远不可能预知什么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,什么时候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。

刚开始如果告诉我说10多年后还是这样,谁会一辈子搭进去?现在这条路既然已经走了,如果再要回过去不停地后悔,往前走的时候就更没劲儿了,谈是否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我前几个月才又开始上班。负责人以前也是南德的,也算是为了帮助我,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,我这才好像开始走出自己那个小小的壳去接触一下外面。有一天吃饭时和这个负责人聊天,说到一个贫困山区孩子的梦想,他突然转身问我:「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?」我当时突然一愣——我小时候?好遥远啊。好像还没来得及做梦呢。

很多时候我觉得他(牟其中)比我幸福,不管怎么样他还有两个儿子。我有什么?我什么都没有,要父母,父母不在;要家,家没有;要孩子,孩子没有,有什么呀?正常的人会有一个点让你不顾一切地去奋斗,这种东西对一般的人来说可能会是一种负担,可是对我来讲,那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。

今后的路还长——安慰别人可以这么说。可独处的时候会想,以前有一股劲支撑着我向前——做完这个案子我就可以开始我的生活,那会儿我还年轻。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,都奔五去了,不管案子解决不解决,我还能有什么生活吗?

最早那几年他们要采访我,我一点都不愿意,谈案子我可以,如数家珍。说我?有什么可说的呀。可是现在觉得,正是因为案子快完结了,有的东西我确实也需要说一说,要不以后没人听你说了。这10多年,身边的人都是匆匆地过,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忙。这么些年我觉得能听我充分表述、与我沟通的,好像都是媒体。

你那天说你30岁,我都觉得挺羡慕的,我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也是30岁。昨天给你找2004年凤凰卫视的采访,不知道光盘还能不能放,我就先看了一遍,看到后来自己都觉得有些悲哀——怎么一晃就是11年已经过去了呢?可我似乎还在原地踏步。恨不得能再回到那个时候。真的,那个时候自己怎么那么傻呀(笑),如果我那时候知道11年后还得在这么折腾这个事儿,我还说得出那些话吗?真不知道。那时我信心满满,觉得没什么可以阻拦我,因为年轻啊!可是现在……

说起这些事的时候,会觉得色调太灰暗,其间,有过无数次的彷徨,也时常感到郁闷。但我其实一直都明白,埋怨,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气话归气话,真让我不管他,目前好像也还做不到。所以只能继续往下走,而且还得积极地往下走。

几年前有家媒体采访我,后来标题出来了,叫《活着》。那时我还觉得不太合适,可此后过了几年,又发现确实如此。我相信自己没问题,所以我就活着,并且还得好好地活着,等待清白到来的那一天。牟先生75岁了,天天锻炼,为了什么?就是要活着,等到「无罪」到来的那一天。

早就有人说过,花点钱,给他保外就医。可别说我没钱,就算我有钱,这样的做法也让我感到是一种耻辱。前年在网上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:「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」,我真的觉得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南德这个案子既是一个个案,也是一类群体性案件。这么多年下来,其实也能从中看到国家法治进程的一些脉络。

昨天(8月24日),我从湖北高法再次领取了恢复开庭的传票。上周五接到他们的电话通知时,我就在想,这个电话,已经延迟了11年了。

我去法院里查阅卷宗的地方阅卷,工作人员在查找案卷时很吃惊,说这都是十多年前的案子了。对他们来说,那都己是尘封的历史了。可对我来说,这就是当下,就是昨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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